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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竺可桢日记


一、 藏本简况
据竺可桢早年的弟子胡焕庸说,“竺老可能早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已记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竺可桢日记》第Ⅰ册“编者前言”之脚注)。按此,竺可桢记日记应始于他入哈佛大学的1913年夏季。由此起算,至1974年2月去世,历年足一甲子且有余。

不幸的是,这60年日记没能完全保存下来。它遭遇了两次大的劫难。一次是竺可桢在东南大学执教时,他所在的教学楼(口字楼)于1923年闹了一场大火,楼毁了。胡焕庸说,竺老的早年日记亦毁其中。屈指一算,那是10年的日记。另一次劫难是日寇侵华。抗战前,竺可桢筹款在南京珞珈路盖了一座小楼,1936年4月赴杭州就任浙江大学校长时,并未作长久计,“家”还是在南京。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率校西迁,近年日记留在了南京寓所。据其1938年10月5日所记:“接宋楚白函,知珞珈路廿二号屋又为日本军官所特务机关长官所占,室内书籍送金陵女大”。这就是说,竺宅被日寇军官据占,藏书转移到了金陵女子大学,后来不知所终。据竺可桢1962年7月3日所记:“晚阅过去日记,我现留存日记惟余1936年以后,1936年以前大约尚存10年,则在抗日战争中失去。”

1936年以后的日记,由竺可桢本人精心保存下来,其中只有1941年1月前半月的内容失存。其后所记,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前一天,即1974年2月6日。

至20世纪80年代,“竺可桢研究会”着手组织整理编订《竺可桢日记》和编写《竺可桢传》,为了工作上的便利,日记本从竺家移出。但因参与者甚众而又缺乏严格的保管制度,竟然先后丢失了1953年和1961年(含记于其中的1960年10—12月内容)的两册日记本。

竺可桢生前往往随身携带袖珍型的小笔记本,随时记录备忘。1980年代出版的《竺可桢日记》中1953年、1961年和1960年10—12月的文字,即利用这些记录本(又称“日记草稿本”)选录补入。

为加强对竺可桢日记的长期保管,并为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提供便利,竺可桢亲属和“竺可桢研究会”决定将珍藏的上述日记,交由中国科学院院史资料室保管,并于1992年10月31日举行了三方签字移交仪式。

中国科学院院史资料室至今保存的竺可桢日记藏本,计有:1936—1952年,1954—1960年1—9月,1962—1974年的日记本。保存的记录本有:1953年,1960年10—12月,1961年。

二、日记内容与文本结构

竺可桢对日记本的选择是比较在意的,早年大多采用市上出售的32开专用日记本。有些年份没有买到这种本子,代用品也要选用32开本。多数是每年用一本,每天记一页。

关于日记所记述的内容,根据记述顺序和在页面上的排布情况,可分为5类:(1)时间驻址,(2)天气物候,(3)记事提要,(4)日记正文,(5)收寄函电。其中,(1)记于每页的首行;(2)(3)记于首行之下;(4)记于版心;(5)记于切口和订口两侧的空白处。一般是如此,作者在旅途中或是特别忙碌的情况下,除(4)之外,其余各项有时缺记。也有时会因内容太多而打乱上述的文字排布,占满页面的所有空白处,甚至延伸至相邻页面。

日记正文所记,涉及作者当日起居、亲友来往、当日见闻,核心部分是每日的工作事务和社会活动,还常有读书笔记。记事的同时,常伴有作者的评述与心得。

除每日所记内容之外,每年之后还附有读书笔记、作者个人当年大事记要、通讯录、子女成绩表、收支一览表等。各年附录的选项不同,各表所取舍的内容也详略不一。总体上说,前期日记附录内容较为丰富,后期则显得简单。

三、 竺可桢日记的史学价值

竺可桢生前从未以日记示人。1978年,在组织编纂《竺可桢文集》的过程中,人们方从竺家得知有此遗存。在1980年代,先是出版了1936—1949年摘编本Ⅰ—Ⅱ册(人民出版社),后又出版了1950—1974年摘编本Ⅲ—Ⅴ册(科学出版社)。20年来,这五册摘编本日记,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事20世纪中国史研究和知识分子研究的学者从中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为他们的学术著作所引用。另一方面,《竺可桢日记》摘编本总计约300万字,尚不及日记原本总字数的三分之一。尤其是,囿于时代氛围等因素,对竺可桢日记史学价值的认识和利用不够充分,致使大量有价值的史料未得入选,已版日记中出现的太多“……”,给读者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近些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几乎可以说是日新月异。通过学术界与出版界携手合作,记录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量珍贵文献,有如笋生泉涌,令人目不暇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选项,就是名人的全集,当然包括对日记的求“全”。

留存下来的竺可桢日记的文字总量,约有1000万字。与其他名人的日记相比,其特点有三。

(一) 历史跨度长。现存日记是从1936年元旦起,至其去世的1974年2月止,历38年,纵贯从抗日战争到“文革”后期的各个历史阶段。在后来的日记中,也常常出现提及从清末到三十年代前期的回忆。透过这些经历,展示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宏伟画卷,也描出了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从组织机构史的角度说,1949年之前的日记,可同时视为浙江大学的校史;而1949年以后的日记,则可视为中国科学院的院史。由此旁涉,可在大时间尺度上为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中国气象学会、中国地理学会、自然历史博物馆、北京天文馆等诸多科教文化事业提供极为丰富而具体入微的史料。

(二) 涉及范围广。竺可桢不仅是科学界、教育界的巨擘,也是广泛参与各界活动的社会名流。平生踪迹,国外留学及游访,及于欧美苏东;国内供职和考察,走遍了除台湾、西藏以外的各个省区。其个人兴趣广泛,除以气象学和地理学为专攻而外,数理天文,地质生物,国际政治,中外历史,哲学名著,流行小说,诗词歌赋,博物杂俎,无不涉猎。个人生活情趣亦广,爱旅游,爱看体育比赛和电影戏剧,爱聚会访友,爱游泳、滑冰、养花、摄影。最重要的,与我们今日所为相关,是他爱记日记。所记者,大到世界风潮和国务活动,小到天气物候、来往客人、收寄信件、飞机火车行程、物价开支、子女成绩及身高体重等等。

(三) 笔下人物多。竺可桢是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时期诞生的第一代科学家中的佼佼者,时势英雄,风云际会,20世纪中国诸多名人遂以不同的时空分布荟聚在他的日记中。且不说政府要员、社会名流、同窗友好、门生下属,由于他一生中无论主持何种事业都深入基层,每到一地都体察民情,也会随时随地记下相偕相遇之人的谈话与印象,其中不乏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当然也由此而可透视中国底层社会之种种。

日记为个人私藏,记述时虽然不可能像发表文章那样反复修改核校,但竺可桢对日记亦本其一贯行事的作风,极为认真、严谨而持恒,甚至在数十年之后还进行补记或补注。在正常情况下,作者是每日一记,时间在当日晚上或翌日清晨。只有极少数的情况是数日后补记,凡属这种情况,他都会在日记中作出说明。对于已经写过的文字,偶尔校正个别的人名和错字时,都是以划线表示改动,原字清晰可辨。发现已记述内容有误时,一般是在后来日记中予以说明,有时是在原记处加注,还会写明补注的时间。全部日记中没有撕毁和覆盖。竺可桢日记是为供自己备忘而记,不是准备日后当著作发表的。于竺生前,亲友皆不知他有如此“私藏”。其之所记,为亲见、亲闻、亲历,是他自己的自由思想和真实感受,没有一般公开出版物、官方文件、社交会谈等所常见的束缚和忌讳。

具备上述的即时性、“原生”性和隐秘性,竺可桢日记在总体上也就无可置疑地保证了它作为史料的真实性。

应当指出,这里针对史料作伪之风而言的“史料的真实性”,并不直接等于史料所述事件的真实性。任何史料都有其局限。研究者引用史料时须有鉴别、考证,所谓“去伪存真”是也。日记所记,一己之见,未见得全面,未见得反映事物的本质。亲闻之事,属取之于他人的传言,未见得皆有真凭实据。正因为如此,竺日记中,尝有一事记述于先而更正于后,也有先是错责于人而后责己之误的情况。

日记中记述人物交往,随处可见褒贬是非短长之论。如今刊行于世,实难于为之避讳。如果编者把凡属涉及人短之处全都隐去,《全集》将会千疮百孔,也就全集不全、存真不真了。人在历史途中,历史已成往事。人非圣贤,何况也不存在无“过”之圣贤。乞望识者能以开放的眼光、宽容的精神和豁达的心态给我们以支持和谅解。

日记,可以填补史料之空白,佐辅史证之不足,纠正史述之讹误,展示时代之风尚,暴露社会之隐秘,发掘人物之心理,也因此向为史家所重视。现存的竺可桢日记,将全部入编《竺可桢全集》,从文字量来说,它也将成为《全集》的主体。竺可桢日记,对竺可桢研究,对浙江大学校史和中国科学院院史的研究,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以竺可桢的社会地位、人脉关系和丰富阅历而论,以其日记的连续性和“系统性”而论,目今可见国人之日记,恐难有与其相比肩者。可以预期,对20世纪中国的科技史、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地方志、重要机构沿革、名人传记和诸多重要历史阶段、重大历史事件的专题研究,它一定会有所裨益的。竺可桢日记的全部刊行,只是敞开了一座宝库之门,而宝石之闪光,尚待探宝者的开掘与琢磨。

樊洪业
2005年12月